一个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非洲NGO梦”的破灭

　　28岁的黄泓翔，原本可以坐在世界最顶尖的咨询公司办公室里，喝着咖啡、拿着高薪，稳稳地从中国南方小城步入美国中产阶层；但现在的他，却把自己晒得“跟非洲人差不多黑”，每天为自己创办的NGO如何生存下去动脑筋。

　　“在座各位，发达国家完全不缺少像我们这样的人；但在非洲，名校生的价值会体现无疑。”5月31日，在复旦大学光华楼演讲厅里，黄泓翔开始“忽悠”更年轻的校友们“去非洲看看”，“名校生的价值，取决于你所在的地方有多需要你。”

　　至少，他本人觉得，非洲远比中国或者美国更需要他。只是，他正在寻找一个让自己活得更好的方式。

　　2013年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毕业那会儿，黄泓翔不是没有选择。这个游历过南美、非洲等地，与那里的中资企业、地方政府、NGO组织还算有点关系的年轻人，“市场销路”相当不错。

　　他当时成为哥大新闻系毕业生中唯一一个拿到全球顶尖咨询公司波士顿咨询面试Offer的人。而他给波士顿咨询投去的简历，与金融、咨询、财务毫不相关，“全是讲的怎么在南美、在非洲做调查、怎么卧底、怎么采访的事”。

　　还在学校念新闻系的时候，他就在《南方周末》上发表过大篇幅的非洲象牙买卖报道，而当时，这份报纸的实习生，甭管来自哪所名校，都得老老实实地从整理录音、编写小消息做起。

　　因为总是被人问起“为啥不能找一份正常点的工作”，黄泓翔就准备了一整套的故事来印证自己的观点。“我有能力过正常生活，但是不喜欢”是这其中最主要的观点，支撑这一说辞最有力的“证据”，恐怕就是波士顿咨询的那份面试Offer。

　　实际上，在复旦大学本科就读期间，黄泓翔并没什么与众不同之处。他像所有新闻系学生一样，在老师的介绍下，到学长、学姐所在的广告公司实习，积累经验。但他，显然不爱这个行当。

　　“在广告公司，给一个三四十岁的学姐打下手。”黄泓翔说，实习期间，他发现广告公司“美女”之间聊得最多的，就是“包”和“化妆品”，夹带“揭秘”一些“谁和谁约会了”“谁谁出轨了”“哪个明星干嘛了”之类的话题，“这难道就是我想要的正常生活吗？肯定不是”。

　　与坐在办公室里聊八卦相比，黄泓翔更喜欢到非洲各大象牙交易市场里，冒充中国富商。 一张亚洲面孔只要往那儿一放，就会有很多黑人商贩凑上前来，用带着各地口音的中文询问，“老板，象牙要么？犀牛角要么？”

　　黄泓翔会给他们拍照，跟象牙合影，然后发表文章。直到现在，有了自己事业的他，还是会出于兴趣接一些调查报道的单子。他得意地爆料，“明天，我要去东南亚调查一个机构委托的走私贩案子。”

　　哥大毕业后，因为每年寒暑假都去南美和非洲做项目，黄泓翔觉得，自己去非洲创业最合适。而创业的方向，他早就想好了——做一个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服务的NGO组织。

　　在国内新闻报道中，很多中国企业都“顺顺利利”地走了出去。这些企业在南美、在非洲“支持建设”，极大地改善了当地人的生存状况。

　　但事实上，黄泓翔看到的景象，却恰好与之相反。一些中国企业与南美、非洲人民相处得并不算太好。

　　最激烈的一次对抗，出现在中国铁建厄瓜多尔的一个大型露天铜矿项目上。因为建设需要，该项目在地上挖了一个超级大坑，引起当地NGO对环境的顾虑，并示威。那天，几个南美大妈佯装到中国大使馆办理签证，一进大使馆就扯下围巾，反锁大门、用围巾把大使馆的门栓绑住，进入使馆内部示威。

　　黄泓翔受NGO组织之邀成为这次事件的一个沟通者。他告诉记者，中资企业与国外的NGO几乎完全不沟通，“他们认为NGO非政府组织就相当于反政府组织，没什么好谈的。项目是当地政府引入的，要抗议找你们自己的政府去”。

　　与之类似的情况，还在非洲秘鲁的首钢工地上出现过。“首钢给工人的待遇谈不上是当地最好的，但肯定不是最差的。当地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的公司也有劳工冲突，但首钢的冲突问题最大。”黄泓翔说，中资企业最大的问题是缺少沟通，而他认为，自己成立的“中南屋”恰好能为企业提供这方面的服务。

　　但问题是，“中南屋”提供的这种服务到底值多少钱？实践中的答案是，没有人愿意为此付费。与此同时，原本为黄提供办公场地支持的民企老板因经济问题，也不能继续支持了。

　　黄泓翔不得不开始考虑“挣钱”的事儿。想过做中资企业CSR在非洲的代理，想过为中资企业提供商业调研咨询服务，也想过与国际上一些基金会合作搞项目。但最终，这些想法都没能实现。

　　在付费这个问题上，中资企业尤其谨慎。他们会让黄做各种调研，但最终却都不会为此付费，因为大多数调研都会给出“不可行”的结果，“钱还没挣到，拿什么付费给你？”黄泓翔说，最好的情况，是有些中资企业会口头承诺，“以后挣钱了给你20%的利润。”

　　这些，黄泓翔现在明白，其实都是没谱的事儿。

　　被物业管理员多次敲门并威胁断电锁门后，寄托着黄泓翔中国第一个在非NGO梦想决定转型。它最近的目标，是先挣钱养活自己。

　　从去年开始，黄泓翔发现，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开始像自己一样“喜欢”上了非洲。与自己去非洲闯荡创业不同，那些突然“喜欢”上非洲的年轻人，只是来“镀金”的。这群人年龄更小一些，以高中生和在校大学生为主，他们通常在寒暑假期间在非洲待一个月，不是游学，而是参加社会实践。　　记者注意到，到非洲从事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相关实践，近年来已经成为一些留学中介机构提供的“附加服务”。每个学生每次赴非实践的费用大约在3万元至6万元不等。而这种实践经历，据中介介绍，更容易得到欧美名校的“青睐”。

　　“你如果说我暑假在小区里的敬老院陪聊，远不如暑假在非洲照顾大象更有吸引力。”一名长期为高中生提供各种游学服务的中介机构内部人士告诉记者，过去中国学生赴外游学最受欢迎，但如今，家长在游学之外，提出了社会实践的要求，“同样是暑假让孩子去国外，与其让他到处看看国外的名校，还不如积累一份社会实践经验来。”

　　黄泓翔也发现，为中学生提供非洲社会实践机会或许是“中南屋”维持运营的一个突破口。但他仍会毫不留情地“打击”那些“镀金者”，“你们都喜欢来非洲保护野生动物，要巡逻，要保护大象、照顾大象。但你们有没有想过，非洲的大象为什么要中国人来照顾？你是比非洲人更经晒呢？还是比非洲人更能跑？”

　　他见到最离谱的现象是，非洲人为了满足中国学生“保护大象”的愿望，不得不从动物园拉来大象“给他们照顾”。

　　但黄泓翔不会这么做。黄说他只为大家提供一些在非洲做课题的机会，“就跟我当年一样，觉得哪里有问题，哪里有机会，就调查一下、研究一下。”

　　与此同时，为了维持生计，黄泓翔还会为一些中国企业安排在非洲的商务考察等服务。不过，黄泓翔的“卧底做调查”的爱好至今仍保留着，他会时不时应一些学校或者机构的邀请，从事劳工问题、野生动物保护问题的调查。